【来源：南方周末】

“内心的从容、丰盈，对于未来的自信、悠然，这会成为奠定孩子未来一生的心理底气。”

不仅对于特需群体本身，对于他们的照护者而言，音乐、艺术也带来了一种出口。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舞台有多大？

广州市启明学校的孩子们站在侧幕条，等着上场。谢明强站在他们身边，数着地上的电线距离。

“还有三步、两步、一步，跨过去。”

他不敢说“两米”“三米”，这些词对看不见的孩子没有意义。要说“步”，说“五步、十步才到台边”，他们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前面还有多远。舞台是个巨大的黑洞，他们不知道哪一步会被绊倒，哪一步会踩空。

唱到《让世界充满爱》的时候，观众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了，全场亮起一片光，随着节奏摆动。

“老师，我美不美？”

站在星海音乐厅的舞台上，利新柔问谢明强。

她是低视力，看不清眼前的人和物，但能感受到光。那一刻涌向她的，是观众们一起晃动的手机灯光和打节拍的声音。谢明强告诉她，你很美。

旁边另一个孩子易美炫追问，有多少观众在看，谢明强说，1340个座位全坐满了，你们这一刻就是大明星。他看见，两个孩子脸上绽放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那是2025年5月的“因你动听”音乐陪伴计划·慈善音乐会，多所结对学校和机构联合登台。有的孩子先天或后天失明，有的患有智力障碍，有的是城市流动儿童。他们从广州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顶级的艺术殿堂。

和启明学校的10名学生同台的，是一支六次捧回格莱美奖的国际组合——来自英国的国王歌手合唱团（The King's Singers）。彩排时，几位外国歌手被安排和孩子们分站在舞台两端，各演各的。“这样好像两个团体。”他们索性主动围拢过来，握住这些孩子伸向半空的手。领唱的那位蓄着胡子的男歌手，原本包揽主旋律，听见孩子们的歌声后，悄悄退到了和声里，把最亮的那束光，让给了这群孩子。

在另一个节目里，来自南沙区启慧学校的十几名心智障碍学生，和老师郑哲佳、彭成霖一起完成了两首歌曲的演唱。彭誉聪回忆那晚，一曲唱毕，他对着台下比了个心，掌声“好热烈”，在他心里，那是满分的一天。

同样兴奋而喜悦的，是星海音乐厅的工作人员。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付出的精力，不少于国际名家名团的音乐会。从为期两天的排练开始，所有人的神经都持续紧绷着，孩子们来到陌生环境，诸般不适应，需要细致耐心地引导，光一项排好队形上台，都是巨大工程。

音乐陪伴计划发起人、星海音乐厅主任王冬云回忆：“最担心的不是表演质量，孩子们能克服重重困难站上舞台，他们就是王者！同事们主要担心万一他们因为太紧张而怯场怎么办。”

团队也做好了各种应急方案，但出乎所有人意料，在那天晚上的表演里，每个孩子都展现出了最好的样子，“家长们也看到，自己的孩子那么美，不再只担忧那些不完美”。该场慈善音乐会的录像在线上发布，全网超过16万人次点播观看。

2025年5月7日，“因你动听”音乐陪伴计划·慈善音乐会上，享誉全球的国王歌手合唱团作为惊喜嘉宾来到现场，与广州市启明学校的视障学生共同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星海音乐厅供图

这样的坚持，在国内同类项目里并不多见。大多数面向特需儿童的音乐公益活动，往往由学生社团、基金会或音乐节临时发起，形式是一场慈善义演或几天的支教，演出一结束，项目也随之收尾。

星海走的是另一条更慢的路，而这条路，广州本地曾有人走过。谢明强、彭成霖最初接触特殊教育，都是从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育部开始的。那里有一支“雨后彩虹”融合艺术团，彭成霖当年以乐手身份去伴奏，后来留下来教课；谢明强则是通过郑哲佳，先去了少年宫每周末的特殊儿童班任教。多年后，两人才先后被星海请进启明、启慧的课堂。

2018年11月29日，星海音乐厅联合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发起“音乐陪伴计划”，把目光投向特需青少年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邀来五湖四海的艺术家，走进音乐厅、走进校园、走进医院。截至2026年，他们已经陪伴数千名原本很难触碰到音乐的孩子慢慢长大。

特制的音乐课

启慧学校的音乐室里，十余个孩子围着一张降落伞坐下，开始热身游戏。游戏规则是他们一起将伞面掀高、放低，而伞面中央的几个小球不能落地。

孩子们默契配合了好几轮，小球才从他们的间隙中溜走，滚落到教室的各个角落。

收拾好道具之后，孩子们进入音乐课“正题”。他们跟随着指导老师郑哲佳的引导和彭成霖的钢琴伴奏，把头伸进伞布下，一字一句跟着唱：“我的世界变化万千，但可能你没有看见。小熊大象，番茄炒面，它们常伴我入眠，跟着我，放慢脚步，一起走，走过春和秋……”

这首曲子的旋律出自加拿大爵士音乐家亚尼克·瑞约，他在音乐陪伴计划的一次工作坊与这群孩子相遇。乐队一开场就把原定歌曲改成了爵士版本，用了许多成年观众都未必熟悉的二四拍，孩子们却几乎是本能地跟着打起了节拍。听完孩子们唱歌，亚尼克深受触动，回去写了这段旋律，回赠给他们。

郑哲佳带着孩子们花了两三周，先在游戏里反复“泡”熟这段旋律，再问他们，睡觉前会想些什么，喜欢什么陪着自己。答案五花八门：小熊、大象，甚至有人说是番茄炒面。这些答案被原样收集，成了那句奇特又真实的歌词。

2026年，广州市南沙区启慧学校的音乐课现场。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摄

郑哲佳回忆：“一开始我们是连拉圈都拉不起来的。”那时候，南沙区还没有特殊学校，许多孩子几乎没有正常上学的经验。启慧刚建校那几年，郑哲佳和搭档彭成霖每周赶过去，光是让一圈孩子一起拉住降落伞的边都很困难，唱完一首《我们来拉个圈》，大家已经四散跑开，一节课要靠好几个助教连拉带追才能维持下来。

“前面两年，我们课堂主要建立他们常规的一些社交规则、调控能力。”郑哲佳解释。

刚入行去一所特殊学校，第一节课，郑哲佳就被一个学生打了一巴掌。她后来渐渐明白，善意不能没有边界。而这份边界往往藏在细节里。孩子做得好，她毫不吝啬地夸奖；做得不对，她会先收起笑容，用表情和语气示意“这样不可以”。搭档彭成霖有时会在一旁的钢琴上按一个不和谐的音，用来烘托那一刻的情绪，配合郑哲佳的引导。

启慧学校的家长雷祥芳这学期陪自家孩子上过两次课，她提起上课时的一个细节：有孩子把水瓶随手放在危险的地方，老师没有呵斥，只是说，这个水要拿走哦，不然碰倒了会洒出来。孩子不动，老师也不催，“她就给她一个时间，说要多久时间，‘我给你倒计时哦’”。孩子磨蹭了两次，就自己去拿走了。“要我的话我就‘赶紧拿走，不要倒了’。”这位母亲笑着说，“老师好像比较有方法。”

穗城另一头，在启明学校教视障孩子音乐剧的谢明强，也摸索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教平常的学生，我说举起右手90度就行了，对视障学生来说是不可能的。你得真的捏着他的手，说向前3点钟，向左5点钟，这样东南西北才会有意义。”星海音乐厅演出前的排练，谢明强和另外两位老师围着一个学生，一遍遍捏着他的手指比划，“要进入他们的肌肉记忆，这样动作才能够实现”。

谢明强说起一次英国外教的训练课。外教让学生们围成一个圆圈，面对面站好，数到三二一，所有人同时跳起来转一百八十度，落地时面向圈外。这个动作对视障学生来说不算太难，只要放松一些就能完成。但到了真正排演的时候，队形成了最大的难题。在星海音乐厅那场演出，为了让学生们的肩膀连成一条直线，老师们像下象棋一样，一寸一寸地往前推，因为光靠他们自己无法做到。

谢明强还在海珠区东风村第二小学教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遇到个别比较敏感、缺乏安全感的小学生，他会“尽量少讲触碰他们心灵的东西”。到了启明，“讲啥都OK，一开始我还说不能讲颜色、光亮、眼睛，他们就说，老师，我们是盲人来的”。于是“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样的调侃，反倒成了师生之间心照不宣的日常玩笑。

本身学的是爵士专业，毕业后，彭成霖一脚踏入特殊教育，他的教学办法是把一首歌拆碎了教。木琴、卡宏箱鼓，都是他常用的工具。“一个人就负责一个比较简单但可以一直重复的部分。比如一首歌里面，每个人可能就敲两个音，但需要在正确的地方敲。”没有人需要独自扛起整首曲子，“所有人都负责一个很小部分”，共同演奏出完整的旋律。

第一次体验马林巴琴演奏，参加“音乐陪伴计划”的城市流动儿童在著名打击乐演奏家余乐指导下跃跃欲试。星海音乐厅供图

愿望清单

有一次课间闲聊，谢明强抱着电脑，坐在教室里，想要了解这些视障孩子的梦想是什么。他没想到，自己会一边打字一边掉眼泪。“我们看见颜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有个女生告诉我，她的梦想是看见什么是橙色。”

他用来记录的Excel表格里还有很多行字，其中一个男生的愿望，是想做一名电脑工程师，赚多点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个男生出生时就有脑部障碍和失明，当年有人劝他父母把他送去福利院，父母说，这是我的骨肉，我不舍得。“这个想法对他来说是改变了一生。”谢明强后来把这些梦想一句句写进了音乐剧剧本，剧名叫《我看见了光》。

“我要当职业足球运动员。”

“你连路都看不清。”

“那又怎样？我跑得比很多人都快，他们只看见我的影子。”

这学期的最后一次课，同学们拿到了纸质版的剧本，第一次念出台词，带着少许羞涩和兴奋。不少人说想写歌、想成为演奏家，还有人想写悬疑小说，也有人希望成为教书育人的老师。

在谢明强和助教看来，这些孩子虽然看不见，但拥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特异功能”。比如能精准判断面前有墙，比如老师刻意把声音压得极低，他们依然能听见，比如能从回响大致估算场地有多大。还有人告诉他，坐在教室里，只要有人一直盯着自己看，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这种感知从何而来，谢明强也说不清。

“他们眼睛看不见，但说不定他们内心的色彩比我们看得见的还丰富很多，因为我们看的东西已经固定了。”填词填到自己喜欢的动物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小羊羔”“小青蛙”，谢明强很好奇他们脑子里究竟想象出了什么，毕竟“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

在启慧学校，表述梦想更艰难一些。郑哲佳和彭成霖原本给孩子们设计了一段rap，框架是“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但发现有个孩子理解不了这种对立的表达。他们便调整了一下，把所有的词都变成喜欢，那个孩子就把他所有喜欢吃的东西——鸡排、汉堡、薯条、奥利奥、冰淇淋，拼成了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rap，在星海音乐厅的舞台上，成了他独一无二的出场方式。另一个男孩彭誉聪则用这段rap填了一句更沉的词，他“讨厌（被）欺负”，那是他在普通学校留下的记忆。

一次问好环节，郑哲佳照例唱起“Hello hello你好吗，我的名字叫佳佳老师”，一个男孩接唱时把词唱串了，冒出一句“我的名字是宋老师”。孩子们从此就喊他“宋老师”，喊到今天。

“他们就知道，噢，好像怎么说都可以是被接纳的，所以他们挺愿意去填歌词表达。有时候不跟他们说简短一点，可能无限地说下去。”郑哲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启慧读初一的彭誉聪，说自己从小到大，每次看到消防车都想将来当消防员，采访时，他能如数家珍地把云梯车、水炮车、干粉车的区别说得一清二楚，还顺带科普了一通各种颜色和形状的云朵，俨然一个“万事通”。从普通学校转学到启慧之后，他当上了班长，帮不会做题的同学读题，帮大家拿水杯。每当演出结束，他最喜欢追着老师把舞台录像放给自己和全班同学看，边看边兴奋地向同学炫耀：“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

“因你动听”音乐陪伴计划·慈善音乐会上，广州市南沙区启慧学校的孩子们在艺术导师郑哲佳、彭成霖带领下，演出原创作品《这就是我》《这首歌》。星海音乐厅供图

下舞台的路

音乐剧《我看见了光》里，在启明学校的孩子说完自己的梦想后，一阵广播声响起：“根据规定，部分职业暂不接受视障人士报考，部分岗位存在安全风险，请家长理性规划未来。”声音越来越重，越来越刺耳。

易美炫，那个能作曲、能弹一手好琴的湖南女孩，是谢明强眼里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她曾告诉他，同学们在学校里健步如飞，因为环境熟悉，到处是盲道，但只要离开了学校，甚至去地铁站那条路都会摔倒。

她也是第一个把“现实”两个字摆在谢明强面前的人。“她说老师，我梦想多大多好，但到了现实，哪家音乐公司会请我？除非我自己开，也没有这个钱。谁会长期照顾我，让我有工作呢？”谢明强在英国生活多年，见过企业为了一位坐轮椅的员工，把整栋楼的通道都改造成无障碍设施。“从公司老板的立场来说，除非你写的歌是独一无二的，你有知名度，人家愿意捧你、帮你。但你没有地位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公益行为。”

梁婉心是另一种可惜。她并非先天失明，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声乐，父母很早发现她的天赋，但五年级到初一那三年课业繁重，声乐被搁下了，直到初二视力下降转来盲校，时间宽裕下来，她才重新捡起这个梦想，一路考到八级，这个暑假准备冲九级。她成绩年年拿第一，“什么都很厉害，就像学校的代言人”。她的梦想却是当正骨医生，像父亲一样。谢明强觉得，以她的天赋可以换一条路走，但估计会布满暗礁。

在启明，大部分同学最终还是默认走向按摩这条出路，谢明强了解到“没有几个突围而出的”。高考季出分，每年也会有高考七百多分上名校的视障学生，最近，一个启明毕业的孩子出国攻读音乐相关专业的博士，传为美谈。但这些名字，终究只是少数例外。

郑哲佳所在的机构“无界艺术”里，那支由特需青少年组成的爵士乐队，可谓是这条路走得最远的一群人。“这些孩子从小学别的乐器，后来学吉他、学贝斯。”可即便如此，郑哲佳给出的仍是一句清醒得近乎残忍的判断：“你看这么多年，全广州能到他们这个水平的，也就这几个人。”

从1996年就踏入特教行业、曾任职于启明学校并全程筹建启慧学校的王莉校长对此深有感触。在她从事特教30年的视野里，社会对特殊人群的接纳正经历着深刻的制度与观念重塑。“我们过去可能会单纯养护兜底，提供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生活自理和职业训练，现在我们迈向高质量的全人、全生涯、全过程的发展。”她看着启慧学校从九年制延伸为十五年制，今年第一届职业高中的毕业生走上了洗车等社会岗位，实现了独立自主。“内心的从容、丰盈，对于未来的自信、悠然，这会成为奠定孩子未来一生的心理底气。”对于特教的根本目标，王莉愈发清晰。

这个问题，媒体也时常问起王冬云和同事：这些年，音乐陪伴计划里出过几个学音乐的学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她总是回答，音乐陪伴计划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期望让更多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儿童感受艺术的乐趣，体验音乐给生活带来的更多色彩。“我们打造的是艺术普及教育项目，也是一个倡导型公益项目，希望通过点点星火，让孩子们被看见，能有更多爱心人士和机构一起帮助他们。当然，如果发现有艺术天赋的孩子，陪伴计划一定会助力支持。”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大多数时候，等待这些孩子的现实要平淡得多。一节课上完，他们可能连一句完整的歌词都记不住，音乐技能这件事，或许一辈子都摸不到专业的边。参与教师和音乐厅工作人员都坚持，星海音乐陪伴计划的目的从来不是培养音乐家。那么，这些课，到底在教什么呢？

郑哲佳提到一个叫曾俊哲的男孩。他的核心障碍较大，同时视力有问题，需要老师全程带着，“他对音乐的接受都是在一些无意注意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在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上课点名唱歌，别的孩子习惯了一句一句接龙，他从不按这个规矩来，可只要喊一声“俊哲唱”，等他一下，他真的会唱出来。“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能唱出来。”

郑哲佳透露，曾俊哲妈妈曾经对儿子抱有过很大的期待，很多家长都是如此，盼着音乐能带来一些非凡的能力。但郑哲佳要做的，往往是耐心地与家长沟通，“破除家长的幻想”。

“我们会跟她说，学习一个乐器，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这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音乐作为媒介，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入一个练习，或者通过音乐自然而然练习一些非音乐的目标。”郑哲佳解释。

老师们往往建议这类孩子先从艺术治疗开始，但大多数家长的期待还是孩子能站上舞台表演。而在郑哲佳看来，音乐技能的发展，和一个人其他方面的能力是绑在一起的，急不来。“特殊孩子也需要身心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孩子在之后的生活里有了音乐作为陪伴，也是很重要的收获。彭誉聪平时也会听歌，最喜欢之前学过的《勇气跳跳糖》，因为唱起来“活力满满”，还有一首他忘了名字，但记得歌词中那句“就像蝴蝶展翅”。

王莉在日常教学中发现，文化课上容易产生情绪问题的重度特需孩子，一到音乐陪伴课堂，却常常展现出极其稳定、安静的专注状态。这种神奇的感染力甚至反哺到了普通学科的教学中，老师们开始将肢体律动与音乐元素融入语文、英语等文化课，用音乐这门独特的语言，顺畅地打开了孩子们的心扉。

谢明强在启明教了两年多音乐剧，也早就想清楚了这门课的本质：“教的是戏剧表演，音乐是辅助的，我们不会教你声乐，你唱跑调无所谓的。我们只是用戏剧来让你变得更自信和更爱表达。”

在课上，为了更符合谢明强为角色设定的温柔人设，梁婉心念台词时，用了更多的气声，旁边的男同学调侃她一开口，害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谢明强回忆，第一次来上课，这群有音乐基础的孩子唱歌唱得很好，但是没有表情，没有高低起伏。“你想想一首歌如果从头到尾这么大声唱，观众听得好累的。你得有安静的地方，慢慢往上涨，加强，又减弱，像过山车那样，观众才能被你带入情感里面去。”

进一步地，他教他们用前奏来想故事，告诉他们，作曲家写前奏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是在为歌曲铺垫。第一句歌词是“就在这瞬间”，有四个八拍的前奏，他引导他们思考：这瞬间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哪里？我要唱给谁听呢？

“他们现在知道有个新的玩法，就是原来唱歌还能讲故事，还可以让观众替你哭，为你笑。”谢明强颇为欣慰。

彭成霖的方式更慢。他记得有个男孩，第一年来的时候不说话，也不互动，他就每节课主动去和学生们击掌、握手，“慢慢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节课开始之后，我会在钢琴那里，他就会走到钢琴旁边。”男孩讲话讲不清楚，却学会了用握手和击掌来打招呼。“可能是在我们的课堂中，音乐带给他们松弛感，或者安全感。”

原来你也在这里

王冬云曾经期待着星海音乐厅作为一个开放平台，会有更多家庭和机构主动联络申请“要加入音乐陪伴计划”，优质的音乐资源能触及更广阔人群。她隔三岔五问同事，“有没有人打电话来？”“有扫码加入的吗？”

遗憾的是，主动联络的家庭屈指可数。在她看来，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原因。比如，带着行动不便的孩子出门去一趟音乐厅，本身就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一点，很多照护者对困境孩子的关注，还停留在生理照顾和物质层面，精神世界的需求，常常被忽略。

实际上，不仅对于特需群体本身，对于他们的照护者而言，音乐、艺术也带来了一种出口。王冬云记得，星海音乐厅曾邀请过特需青少年和家属参加一些热闹、公开售票的音乐会，有两次，演出过程中，由于孩子控制不住，出现一些影响观演的行为，只能请他们提前离开演出现场，当时家长的脸上挂满了失落与沮丧。在工作坊里，王冬云也看见，一些家长玩起乐器来，比孩子还投入，还开心。

这份松弛感也流入家庭日常。启慧学校的家长雷祥芳发现，女儿有个甩不掉的刻板习惯，会反反复复问同一个问题，比如追问一件根本没买过的快递到了没有，怎么解释都停不下来。女儿开始上音乐课后，她试出了一个办法：“‘我们唱首歌吧’，然后唱一首她喜欢的歌，她就不问了，终于不问了，就停了。”一首歌唱完，那个死死缠住她俩的问题，也跟着旋律一起，被轻轻放下了。

更深层的变化触及了家庭的心理藩篱。王莉回忆，曾有一位重度孤独症孩子的父母，最初极其回避社会眼光，不愿意让孩子在公众媒体露脸，让镜头捕捉到自己和孩子。但在音乐陪伴计划数年如一日的浸润下，他们不仅坦然接纳了孩子的特殊性，甚至开始骄傲地在朋友圈晒出孩子自如演唱或弹奏的视频。另一位母亲更受到启发，主动发起成立了由特需家庭组成的“星光艺术团”，带领更多家长走出封闭，和孩子一同在社区里展演。而她自己那位曾经连发音都极其困难的重度孤独症孩子，最终能够完整流畅地唱出一首《贝加尔湖畔》。

受音乐陪伴计划影响的还有志愿者。王冬云介绍，他们大多是音乐厅员工，利用空余时间参与，原则是“力所能及，量力而行”。作为倡导型的公益计划，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提供和传播一种理念，“用音乐播撒爱和希望，在音乐的世界里，孩子不孤单”。“用爱发电”八年，节奏很平稳。

“外援”则是众多知名音乐家。钢琴家郎朗曾在启动仪式上站台，六年后再次登台，给广州市启明学校的视障学子刘伯欢开了一堂特殊的“大师课”；歌唱家龚琳娜则两次把音乐陪伴计划的孩子们请上星海音乐厅的舞台，同台唱响；吉顿·克莱默、伊万·费舍尔、陈萨等音乐家，也相继在音乐沙龙里与孩子们围坐切磋。

王莉发现，孩子们一点都不怯场，“仍然展现出自己的内心，仍然用音乐表达自己的需求”，这样的场景让她想到“世界大同”。

2024年12月20日，郎朗支持“音乐陪伴计划”，在星海音乐厅现场指导视障少年刘伯欢演奏《彩云追月》。星海音乐厅供图

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