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这组报道的主力之一陈心宇，现在是“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的副秘书长，说起20多年前采访策划的一幕幕，她还记忆犹新。

当时，陈心宇在羊城晚报担任社委兼教科文部主任。作为一名母亲，陈心宇敏锐地觉察到：遍布街头巷尾的“卖花女”们应该在课堂里，而不应该出现在街头！这一全新的社会问题，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随后她上报了这个选题。

这个题材能不能报道？时任总编辑一锤定音：能！这组报道怎样做？采编部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评估。

在大家的讨论之下，一系列问题被提了出来。暗访会触动一些人的经济利益，本身可能就有一定危险性，要采取什么样的采访形式，才能令孩子们愿意说实话，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如果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报道出街，很大可能孩子们会被遣送回家，而家中缺乏经济来源，没钱供她们读书，她们的处境和命运会不会更差？

如果只是揭黑，逞一时之快，既不符合羊城晚报遵循的“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丰富生活”的方针，更不符合羊城晚报历来推崇的人文关怀的传统。因此，除了“揭黑”，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如何跟进，如何推动社会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达成了共识：只有全方位展现“卖花女”们的真实生存状态，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们。最终，报社派出“全女班”进行暗访，女记者去接近“卖花女”，让孩子们更有亲近感，不受压力和拘束，愿意说出心底的话，而且也不容易受到怀疑。男记者则当“保镖”、策应。

在那个女记者还相对稀缺的年代，这一做法不但让“羊门女将”成了一支“奇兵”，在新闻操作手法上也是一种创新，演绎了一段新闻史上的美谈。

陈心宇回忆，当时她和报社几个女记者以“老师”、“花店女老板”的身份接近孩子们。听说有“老师”来关心她们，七八名小卖花女顿时眼泪汪汪。孩子们主动带着“老师”到公园，躲避背后的监视。孩子们哭着讲述不幸遭遇，哭着说想爸妈，“老师”们则流着眼泪默默记录。陈心宇告诉记者：“这群女童中最小的才5岁。”

为了确定卖花女的落脚点，化身“花店女主人”的记者从傍晚起，一路保持距离，跟随着她们在街头“工作”，凌晨4时才目睹她们回到林和村的城中村出租屋休息；化身“卡拉OK老板”的记者，则直捣“虎穴”，掌握了几名孩子被“黑手”打伤的线索……

1994年12月3日，羊城晚报以第二版整版推出了暗访实录《长夜里，这群潇湘卖花女》。这组稿件采访扎实，文字力透纸背，迅速掀起了社会的热议。看到报道后的当天，湖南驻广州办事处将这篇稿件向湖南有关方面发回急件传真。

“卖花女”报道推出后两个月，羊城晚报再派记者奔赴湖南，探访返乡孩子。一来是跟进解救行动的效果，看看孩子回家后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希望找出卖花女背井离乡的深层次原因。记者发现，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异、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导致有的家长明知孩子要遭盘剥欺凌，也情愿少养一张吃饭的嘴。《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在那个年代还未能福荫所有的孩子……

解救“卖花女”的行动已经过去20多年；在全社会的努力之下，今天的农村地区女童受教育的情况已大为改观。陈心宇告诉记者当年主要是“助学”，现在孤贫儿童都可以免费读书，因此资助的重点已转到生活补助方面了。

这些改变，令人欣喜。